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常常被称作一个多事之秋。这段历史不仅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与纷争，还弥漫着无数的英雄与智者。而在其中，夷陵之战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，它直接引发了后来的蜀汉的巨大变动。整个事件的起因源自孙权对吴蜀联盟的背叛，他不顾之前的誓言，袭杀关羽，并夺取了荆州这一战略重地。荆州作为蜀国的军事重镇配资指数网，是三国之间的交通要道，控制了这里，就意味着掌握了通向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命脉。而关羽不仅是刘备的结义兄弟，更是蜀汉的一大支柱。关羽的死，无疑给刘备和蜀汉带来了沉重打击。
因此，刘备为报仇雪恨，决定亲自带领蜀军攻打吴国，夷陵之战由此爆发。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总是无情的，结果也早已注定——蜀军以少胜多，经过这场惨烈的战斗，蜀汉的力量遭遇了毁灭性的削弱。刘备的战略失误几乎断送了整个蜀汉的命运。失败后的刘备退守白帝城，身体状况日渐恶化，而他在临终之际最挂念的，除了江山社稷，就是自己的儿子刘禅。因此，托孤之事成为了刘备的最后一项大事，他深知这是关乎蜀汉未来的关键。 在众多托孤人选中，除了诸葛亮外，李严也成为了刘备的选择之一。李严之所以被选中，首先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，因为他与诸葛亮代表了两股不同的阵营——诸葛亮是刘备的旧部，而李严则是益州刘璋的旧势力。刘备明白，只有平衡这两股势力，才能确保蜀汉政权的稳定。其次，李严本身也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事将领，曾在犍为担任太守时，表现出了出色的治政能力，开凿天社山，修筑沿江大道，整修郡城，民众因此大为满意，李严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评价。 然而，刘备的托孤安排中，诸葛亮的选择却蕴藏着更多深意。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和依赖无疑让后者成为了蜀汉的核心人物，但当刘备去世后，诸葛亮却逐步展示出他不臣之心的迹象。首先，诸葛亮开始有意识地疏远李严。李严虽是托孤重臣之一，且掌握兵权，地位仅次于诸葛亮，但诸葛亮明白，李严的权力日渐膨胀，自己也难免受到威胁。因此，诸葛亮开始逐步剥夺李严的兵权，并在李严升迁时安排了一些更具控制力的人员来限制他。而在第三次北伐时，诸葛亮的手段更加显露无疑。李严负责押运粮草时，由于秋季阴雨连绵，粮草迟迟未能送达，李严急于为自己辩解，于是写信给诸葛亮，表示军粮足够，建议诸葛亮退兵。然而，诸葛亮却利用李严的信，揭露了他企图推卸责任的真实意图。通过对照笔迹，李严的行为被揭穿，最终被贬为平民，流放至梓橦。这一事件充满了疑点，不仅仅是李严的失职问题，更揭示了诸葛亮在内心深处的权力欲望。 不仅如此，在诸葛亮对北伐的态度上，亦显得异常坚决。尽管北伐的战事不利，诸葛亮依旧坚持继续前进，这种坚持不仅是对刘备遗志的延续，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在加固军事地位的手段。每一次北伐失败，蜀军的损失越大，诸葛亮在军中的声望和影响力便愈加深厚。事实证明，诸葛亮的北伐并非单纯的为国家利益，而是部分源于他个人的权力斗争。 最为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他在《出师表》中对朝廷内外人事的安排。诸葛亮在表中明确提到，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这句话隐含着两个权力中心——宫中和府中的重要性。而作为丞相，诸葛亮不仅在宫中有着深厚的根基，在府中同样掌握着巨大的权力。事实上，他通过将自己的人安插在关键位置，使得蜀汉的朝政几乎完全由他一手操控。诸葛亮任命了许多亲信，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都是他自己选出的亲信，这些人在刘禅身边深得信任。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，显然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蜀汉政权中的绝对主导地位。 诸葛亮的这些行动配资指数网，足以说明他并非一个简单的丞相，而是一个心怀雄图、野心勃勃的人物。他的忠诚与勤勉，当然无可否认，但其内心的欲望与抱负，也早已超越了辅佐之范畴。尽管他在历史上被誉为忠臣良相，但从他的一系列举动中，或许我们更能看到他野心的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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